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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區域經濟發展70年演進的歷程及其走向
作者:陳偉雄 楊… 文章來源:區域經濟評論 點擊數:233 更新時間:2019-9-18 16:41:41

作者簡介:

陳偉雄,男,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福州 350007

楊婷,女,中共福州市晉安區委黨校講師(福州 350011)。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昂首邁入了新時代。在70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也經歷了由低水平的區域均衡發展到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再到強調區域協調發展的轉變,區域發展政策日益完善,區域發展格局不斷優化。深入探索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演變的歷程,分析研判區域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向,對于加快提升區域經濟協調程度、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演變的歷程回顧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為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在理論、政策、戰略等方面進行探索和創新,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逐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共同發展的政策主張。回顧70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演變的歷程,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重點發展內地、追求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階段(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處于落后的傳統農業社會,工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到10%,其中70%以上又處于沿海地區。新中國成立后,為改變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決策層積極探索和創新,逐漸形成并實施了重點發展內地、推進區域均衡發展的戰略。1953年,中共中央開始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思想。但是,隨著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展開,合理布置沿海和內地生產力的布局問題逐漸凸顯。一五時期,為了適應建設區域經濟的需要,國家根據各地區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原有經濟基礎,將全國劃分為沿海與內地兩大經濟地帶。針對歷史上形成的工業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狀況,毛澤東同志精辟論證了沿海和內地的發展關系,即“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而且明確指出,在利用沿海工業基礎的同時,要把工業建設的重點放在內地,實現平衡工業發展布局的目標。1958年,中央設立七大經濟協作區,試圖建立不同水平、各具特色、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比較完整的經濟區域。20世紀60年代,針對國際局勢的變化,國家從國防需要出發,根據各個區域國防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在區域經濟發展和布局上將全國分為一線、二線和三線等三類區域。其中,經濟建設和工業布局的重點放在三線地區。在這一戰略布局和政策引導下,國家不僅在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投入巨額資金,而且以行政指令方式將沿海地區的重要企業整體或部分向內地遷移,這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中國過去極不合理的區域經濟布局,初步奠定了內地發展的經濟基礎。因此,這一階段中國內地經濟發展速度迅速提高,與沿海的差距有一定程度上的縮小;各個地區逐漸形成自給自足、獨立完整的經濟結構和體系。

    然而,區域均衡發展戰略雖然對于改善中國區域生產力布局和加強內地經濟基礎起到積極的作用,卻抑制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使東部沿海地區在世界新技術革命挑戰中喪失了機遇,加劇了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1965—1978年,中國國民收入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由10.1倍擴大到16.2倍;與日本的差距由0.4倍擴大到6.9倍;與聯邦德國的差距由0.7倍擴大到4.2倍。就是與發展中國家印度相比,中國的地位也相對下降了,1965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中國國民收入的80%,而1978年則上升為90%(劉國平,2000)。

     2.實施東部沿海優先發展、先富帶動后富的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階段(1978—1990年)

    針對改革開放前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弊端,改革開放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提出了東部沿海優先發展的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1978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讓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并帶動全國共同富裕的經濟政策,強調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由此,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由均衡發展向非均衡發展轉變,區域發展戰略的重點也相應地由向內地傾斜轉變為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通過東部沿海地區優先發展形成輻射示范作用,從而帶動中西部地區經濟共同發展。在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指導下,1979年中央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率先推動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在此基礎上,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區域不斷擴展延伸。1984年,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分別被確定為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使中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擴大為南北全線的戰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閩南三角地區被確定為經濟開放區,隨后又擴大到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從而形成了一個沿海開放地帶。1986年通過的七五計劃首次明確提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三大地帶的劃分,并界定了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范圍,著重突出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先發展地位,將國家投資的重點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考慮到實施非均衡發展可能導致“兩極分化”,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先富帶后富,要實現東西部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決不允許出現“兩極分化”。19889月,鄧小平第一次將沿海和內地的發展關系概括為兩個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大局;沿海發展到一定階段,要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兩個大局構想是共同富裕構想在區域發展戰略上的總體闡釋,強調了區域經濟非均衡中的均衡,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要求,為20世紀90年代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奠定了基礎。

    順應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國家重點項目投資向東部沿海地區大幅傾斜。根據統計資料顯示,1982年至1989年,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帶累計投資分別為1214.1億元、712.2億元和285.8億元,分別占累計總投資的48.8%、28.6%和11.5%(不包括未列入地區的投資)。其中,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帶重點項目投資比例為1∶0.59∶0.24。東部地區投資額比中西部總投資還高,尤其是東西部之間的投資差距巨大。改革開放后的10多年,非均衡發展的區域戰略造就了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核心區和增長極,不僅使東部沿海地區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整體高速增長的支撐點和強大的“經濟引擎”,而且也形成了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局面,先富帶動后富的效應明顯。這可以從改革開放前后各區域經濟增長速度的對比反映出來,1952—1978年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帶的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僅為4.63%2.92%3.53%,而1978—1992年,東部地區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快速提升至8.28%,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也分別達到6.73%7.10%(馬洪、劉中一,1997)。

    3.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階段(1991年至今)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東部沿海地區受益于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取得了較快發展,也一定程度上帶動了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區域發展差距較改革開放前有所縮小,但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還是比較突出。從八五計劃開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被提到國家戰略高度,直到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中國區域發展的基本方向。具體來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提出與初步形成階段(1991—2003年)。19913月,《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首次提出要促進地區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調發展,并指出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和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這是首次在政府報告中提出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標志著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被提上國家議事日程。1992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加快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的指導思想,并強調應當在國家統一規劃指導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促進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健康發展”,對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隨著區域戰略部署的調整,中國在繼續推動東部地區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大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戰略,著力解決落后地區的發展問題,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1999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戰略,并于20001月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推動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并提出“中部地區要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東部地區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和改造”等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的若干思路。2003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正式實施。從區域發展的相關戰略規劃來看,這一階段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要針對問題較為突出的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并沒有兼顧到中國所有地區,還未能真正對中國區域發展問題進行統籌協調,且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政策效應還未顯現,東部地區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的發展活力進一步釋放,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水平還較低,區域發展差距甚至還有所擴大。

    第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全面推進階段(2004—2012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不斷推進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提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問題日益凸顯,面臨著不東不西的尷尬局面。20043月,溫家寶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構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區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方面。至此,中國形成了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十一五規劃在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中提出要堅持實施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同時還統籌考慮未來中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突出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形成中國國土管理模式和區域經濟發展理念上的偉大創新,使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不斷完善,進一步深化了對區域發展規律的認識。2007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指出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要“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并將生態文明建設與區域發展布局結合起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由此可見,這一階段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包含的內容更加全面、內涵更加豐富,也取得了更加顯著的效果,區域發展差距明顯縮小,2004年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四大區域的人均GDP比值為1∶0.70∶0.44∶0.37,到2012年,這一比值為1∶0.80∶0.56∶0.54,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人均GDP相對東部地區有了明顯的增加,區域協調發展水平有所提高。

    第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全面深化階段(2013年至今)。黨的十八大以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進一步深化,區域政策不斷創新發展,形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格局、新動能、新氣象。黨的十八大報告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作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點之一,強調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與時俱進、科學決策,對區域協調發展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創新性舉措,不斷增強區域發展協同性,積極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推動中國區域協調發展呈現更加全面、更加包容、更加開放的良好態勢。這一階段,國家在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四大戰略,構筑起“四大板塊+四個支撐帶的區域發展新戰略,對中國區域發展格局起到總體優化和戰略提升的作用,有助于形成內外兼顧、陸海統籌、南北互動、東中西協調的區域發展新格局。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把協調發展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貫徹落實協調發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規劃強調指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要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區域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將“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增強中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更加明確了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主要任務和價值取向,必將進一步推動完善中國區域發展的新格局,也將更好地培育和釋放中國區域發展的新動能,加快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二、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演進的實證分析

   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是絕對存在的,國內外學者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對中國區域發展差異問題進行實證研究。林毅夫等(1998)利用泰爾指數分解法,把人均GDP差異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內部差異和三大地區之間的差異,對改革開放20年中國地區差距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揭示影響地區差異變化的經濟原因。金相郁等(2006)利用CVHHCITECMLD分析中國區域發展差距的趨勢,包括省際發展差距和東、中、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王賢彬等(2017)采用全球DMSP/OLS夜間燈光遙感數據重新評估中國地區經濟差距動態趨勢。這些實證分析方法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區域發展差距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本部分按照“十一五”規劃提出并沿用至今的東部、東北、中部、西部四大區域劃分方法,利用人均GDP變異系數、Theil指數等實證分析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31個省(市、區)及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四大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演變,探索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規律,更好地服務于區域發展的科學決策。

     1.以中國省域人均GDP衡量的區域經濟差異

    人均GDP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通過收集1952—2018年中國31個省(市、區)的人均GDP,計算出相應的人均GDP標準差和變異系數,初步反映中國省際經濟發展差異狀況。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省際經濟發展的差距總體上呈現相對縮小的趨勢。從人均GDP的標準差來看,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省際絕對差距還比較小,主要是由于受改革開放前國家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影響,當時各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都還比較低,盡管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了東部沿海優先發展的區域發展戰略,但東中西部省份之間的總體差距仍然不大。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之后,東部沿海省份的發展活力進一步釋放,各個省份的經濟發展規模也不斷擴大,由此導致人均GDP的標準差呈現較快的增長趨勢,省際絕對差距快速擴大。從人均GDP的變異系數來看,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省際相對差距出現了階段性的波動,但總體上呈逐漸縮小的趨勢。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人均GDP的變異系數呈波動上升態勢,由1952年的0.585波動上升至1978年的0.976,說明這一階段中國省際相對差距還比較大;1978—1990年,人均GDP的變異系數由0.976持續下降至0.607,省際相對差距不斷縮小;1990—2003年,人均GDP的變異系數有所擴大,但幅度不大,由0.607增加到0.764,省際相對差距拉大;此后,人均GDP的變異系數由2003年的0.764下降至2018年的0.446,省際相對差距呈現持續下降態勢,說明中國實施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

    進一步地,可以從人均GDP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的比值來反映省際發展差距。新中國成立70年來,這一比值先是由1952年的7.4∶1上升至1978年的14.3∶11974年達到最高的17.9∶1,再由1978年的14.3∶1下降至2018年的4.5∶1,充分說明了中國省際發展差距在不斷縮小。這期間人均GDP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的比值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變化過程,與人均GDP變異系數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1952年人均GDP最高的為上海,達到430元,人均GDP最低的為貴州,只有58元,兩者比值為7.4∶11978年人均GDP最高的為上海,達到2498元,人均GDP最低的為貴州,只有175元,兩者比值為14.3∶12008年人均GDP最高的為上海,達到74504元,人均GDP最低的為貴州,只有9390元,兩者比值為7.9∶12018年人均GDP最高的為北京,達到140000元,人均GDP最低的為甘肅,只有31336元,兩者比值為4.5∶12014年人均GDP最高省份與最低省份的比值達到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最低點,為4.0∶1(實證分析過程略去)

    2.Theil指數衡量的中國區域經濟差異

    基于Theil指數的計算方法,得到了反映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結果。中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變化情況。從反映區域經濟總體差異的Theil指數來看,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呈現擴大縮小的波動變化并不斷趨于縮小的過程。具體來看,1952年反映區域經濟總體差異的T值為0.0528,到1960T值達到一個高點,為0.10051960—1967年,中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在縮小,T值由0.1005下降至0.04731967—1976年,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又呈擴大趨勢,T值由0.0473上升至0.07391976—1990年,中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再呈縮小趨勢,T值由1976年的0.0739下降至1990年的0.03651990—2003年,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又在擴大,T值由1990年的0.0365提高到2003年的0.05812003—2018年,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再次趨于縮小,T值由2003年的0.0581下降至2018年的0.0303。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有所波動,但從70年來的發展演變來看,未來區域經濟總體差異將呈現不斷縮小的發展趨勢。尤其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做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指明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方向,將有利于進一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從區域經濟總體差異的構成來看,區際經濟差異在1986年之后對區域經濟總體差異的影響都要高于區內經濟差異,說明東部、東北、中部、西部四大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仍然是目前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1952—1986年中國區域經濟總體差異更多取決于區內經濟差異,說明這一時期東部、東北、中部、西部四大區域內部省份之間的差距較大,四大區域間的不平衡問題還相對不明顯。而1986年之后區際經濟差異在區域經濟總體差異中的比重都高于區內經濟差異的比重,2004年區際經濟差異的比重達到最高點,Tb/T的值為71.22%,此后這一數值呈現下降趨勢,到2017Tb/T的值為58.63%,仍高于Tw/T,說明四大區域間的差距呈縮小的趨勢,但這一差距仍然較大,是影響區域經濟總體差異的主要因素。

    區際經濟差異變化情況。區際經濟差異反映了中國東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四大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情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際經濟差異總體上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1952—1990年,區際經濟差異的變化比較平穩,基本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Tb值由1952年的0.0171變化為1990年的0.01991990—2003年,區際經濟差異逐漸拉大,Tb值由1990年的0.0199擴大到2003年的0.0407,增加了一倍多,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東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加快,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2003—2018年,得益于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推進,區際經濟差異呈現下降趨勢,Tb值由2003年的0.0407下降至2018年的0.0178,下降幅度較大,四大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問題有所緩解。

    區內經濟差異變化情況。區內經濟差異反映了中國東部、東北、中部、西部四大區域內部各省份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情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區內經濟差異總體上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反映區內經濟差異的Tw值基本維持在[0.0121,0.0181]這一區間范圍內,2017年的Tw值為70年來最低,只有0.0115,區內經濟差異達到最小的狀態。進一步地分析四大區域內部經濟差異情況,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的內部經濟差異最大,但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8—2015年東部地區的內部經濟差異已小于西部地區。從變化趨勢來看,東部地區的內部經濟差異變化曲線與中國總體的區內經濟差異變化曲線基本吻合,而其他三個區域的內部經濟差異變化相對較小,說明中國區內經濟差異主要是由東部地區的內部經濟差異導致的。東北地區、中部地區的內部經濟差異較小,且保持相對平穩的走勢,對中國區內經濟差異的影響不顯著。

三、推進新時代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展望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區域發展戰略與政策舉措,切實縮小了區域發展差距,增強了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仍然任重道遠。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明確了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主要任務和戰略取向,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升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對于增強中國區域發展協同性、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展望未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將不斷豐富和完善。

     1.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將進一步深入實施

   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并持續推動落實,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未來區域經濟發展仍將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加快縮小區域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進一步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更好地發揮其協調區域發展的戰略效應,關鍵在于實行分類指導,優化調整東、中、西、東北四大板塊發展戰略的重點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強化舉措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揮優勢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創新引領率先實現東部地區優化發展。西部地區實施大開發戰略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但受限于交通區位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發展程度依然較低,未來仍需要采取強有力的舉措加快推進發展,具體包括: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抓住貧困地區脫貧這一歷史機遇,穩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帶動作用,加快對外開放步伐,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著力加強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市場化水平;持續推進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建設,提升生態保障支持能力,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東北地區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體制機制僵化,結構性矛盾突出,要加快東北振興必須更加強調從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上找出路,圍繞制約東北振興的主要問題重點突破,著力創新體制機制,加快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積極改善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與合作,推動改革深化,使東北經濟真正“脫胎換骨”。中部地區承東啟西、貫通南北,未來發展的方向首先是應進一步強化區位交通優勢,構建現代綜合交通體系和物流體系;其次是要激活人才、市場、資源等優勢,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更好地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拓展西部地區市場;再次應增強中心城市和重點城市群的集聚功能,優化資源配置和促進要素流動;最后要全面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加快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提升中部地區整體競爭力。東部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先行區,未來應著力強化作為改革開放創新領頭羊的使命擔當,不斷深化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重大制度探索,引領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高地,在轉型升級、體制創新和全面開放等方面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增創東部地區發展新優勢。

    2.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將進一步創新優化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增強區域發展的協同性、聯動性、整體性,關鍵在于深化改革和體制機制創新。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2018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就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進行部署,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質量邁進。當前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已經更加突出帶動協同,更加強調將區域發展的極化效應轉變為擴散效應,增強區域發展的聯動協調性。為更好地發揮區域經濟發展的擴散效應,未來中國區域發展必然要求加大區域協調發展制度建設力度,以體制機制創新作為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引擎,協調解決跨區域發展中的制度性難題,建立更加緊密的區域關系。進一步創新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必將要求更加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破除阻礙區域合作與公平競爭的各種障礙和市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跨區域有序自由流動,優化生產要素空間布局,推動區域經濟分工與合作,加快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健全市場一體化發展機制,提高區域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合作機制將進一步創新發展,在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將開展更多區域間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的合作,特別是會更加支持區域合作的組織保障、規劃銜接、政策協調、利益分配、信息共享、爭議解決等機制創新。區域互利互助機制將不斷完善,進一步健全東部發達省份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欠發達省份的對口支援制度,在推動資金、項目幫扶的同時,將更加強調加大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幫扶力度,以增強欠發達地區自身發展能力,促進對口支援從單方受益為主向雙方受益深化,形成區域良性互動的新局面。區際補償機制和利益平衡機制將更加健全,在流域上中下游生態保護補償、資源開采地區與資源利用地區之間的利益補償等方面不斷探索機制創新,促進區際利益協調平衡。

    3.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將不斷發揮引領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外發展形勢的新變化,黨中央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2019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成為一項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更大范圍與更深層次上的全面升級。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為導向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這表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為主的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對于推動和引領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意義重大。未來區域發展將進一步強調加強“一帶一路”建設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統籌對接,鼓勵國內各個地區參與并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尤其是促進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開放,著力推進“五通”重大項目建設,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面,未來將緊緊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一核心要求,努力探索解決“大城市病”的中國特色道路,為全國乃至全世界同類區域發展提供經驗借鑒。要以交通、生態、產業三個領域為重點,促進京津冀形成交通互聯、生態共治、產業關聯的分工協作格局,建設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要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理念,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努力將其打造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縮小河北與京津地區發展落差,推動大中城市錯位發展和協調發展,有序有效有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方面,充分認識到長江經濟帶聯通東中西部地區的獨特優勢,按照“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要求,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突出位置,優化沿江城鎮、人口和產業空間布局,推動長江上中下游互動合作,努力將長江經濟帶打造成為有機融合的高效經濟體,更好地發揮長江經濟帶作為促進東中西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支撐帶的作用。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明確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空間布局,進一步提高區域發展協調性,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提升生態宜居宜業宜游水平,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區域發展和全面開放中的輻射引領作用,將其打造為對全球具有輻射力、帶動力和吸引力的國際化大灣區。

    4.老少邊窮地區將成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老少邊窮地區是中國特殊困難地區,老少邊窮地區發展滯后是制約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短板和關鍵瓶頸。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將扶持老少邊窮地區發展放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優先位置,凸顯了黨對老少邊窮地區的重視。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而老少邊窮地區的發展滯后則是不平衡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切實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做到脫真貧、真脫貧,重點就在于老少邊窮地區。可見,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必然會更加關注老少邊窮地區的發展問題,不斷加大力度支持老少邊窮地區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加快各類基礎設施向老少邊窮地區延伸和傾斜,著力提高老少邊窮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推動教育事業、衛生事業、文化事業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快發展。積極培育和發展老少邊窮地區的優勢產業和特色經濟,用好特色資源、發揮比較優勢、釋放發展潛力,進一步提高這些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加強老少邊窮地區生態環境建設,突出綠色扶貧,守住生態和發展兩條底線,促進老少邊窮地區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本。堅持大扶貧格局,創新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化主體對口幫扶模式,通過東西部扶貧協作、金融扶貧、定點扶貧以及項目、技術、智力等靈活多樣的扶貧方式,凝聚扶貧開發強大合力,加大對老少邊窮地區扶貧支持力度。

    5.綠色發展理念將貫穿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逐漸從工業文明過渡到生態文明,區域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綠色發展理念已成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遵循。綠色發展不僅是提升區域發展質量的重要抓手,也是評價區域發展質量的核心指標。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貫徹新發展理念,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當前,全球環境治理進入新階段,全球經濟正面臨著綠色轉型的戰略機遇期,中國的綠色轉型也正進入快車道。今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強烈,構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產業體系以及有利于綠色消費的行為模式和制度體系,不僅“迫在眉睫”,而且“勢在必行”,這就要求區域經濟發展必須將優美的生態環境質量作為發展的目標,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進一步完善主體功能區建設規劃,統籌協調推進區域綠色轉型發展,優化區域生態格局,全面提升各地綠色治理能力,將是未來中國區域發展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諸多深刻論述,將為各地區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實踐指明路線圖,推動形成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新氣象新格局,匯聚起區域綠色發展新動能和建設美麗中國的強大合力。

本文選自《區域經濟評論》2019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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